自迁都大梁，魏国国势不可阻挡地日渐衰落，与大梁都城的蓬风华之势形成不可思议的落差。其中奥秘，魏国人不解，天下人更不解，于是生了议论评判。其中最令天下诟病者，是魏国的人才失。自魏武侯死至目下魏假即位，魏国历经惠王五十一年、襄王二十四年、昭王二十年、安趋王三十五年、景王十六年，共五世一百四十余年。这一百余年中，从魏国走的名将名相名臣名士举不胜举。尤其是秦国名相名臣，几乎有八九成来自魏国。与此形成反差的是，除了一个信陵君，魏国在百余年中没有过一个名将一个名相。于是，天下遂有了“魏才人用”之碑。尽魏国几代君王都不认这个碑，可人才依旧在失，魏国依旧没有当国栋梁。

唯其如此，魏假不能不对丞相权力慎之又慎。

魏假即位，很为这一碑懊恼，决意搜求贤才中兴魏国。魏假聪好学，冥思苦想地归总了魏国衰落的两则弊端：其一，用人不当。虽然魏假很不情愿承认这个弊端，但终归是天下公议，魏假还是认了。后来，魏假的这一襟很是被大臣们颂扬了一阵。其二，权臣太重，使魏国庙堂不能有效决策，魏王决断每每受阻。魏假熟悉国史，认定君权受压的最大前车之鉴，是曾祖父魏昭王的少信陵君权势过重的恶例。山东六国都对这个信陵君赞颂崇敬有加，自认学问有成的魏假却以为：信陵君盗窃兵符、击杀大将、擅自调动大军救援赵国，这是三桩等同于叛的大罪，在任何国都是不能不严刑置的，可在魏国，居然能重新接纳信陵君返国并再次当权领政，祖父安釐王当真不可思议，天下人因此而抨击魏国不纳人才，同样不可思议。基于此等思熟虑，魏假认定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本：无论多大的贤才，都不能对魏王的权位构成胁迫，否则，不是真正的贤才。为此，必得谨慎遴选贤才，必得妥善构架庙堂权力。

魏假思谋了一个颇新意的丞相方略：丞相职两分，设右左两丞相；依魏国尚右传统，右丞相居首，左丞相辅之；如此相权两分，对

秦不须回复，以免自召怀疑；其二，无论王贲是否攻魏，都要未雨绸缪，秘密向大梁调遣军，并立即增大梁城防。今夜立即巡视大梁城防，也是魏王当殿决断的。为此，大臣将军们很是赞颂了一阵魏王的彻察。能如此快捷地决断，并得到大臣们如此拥，魏王假很为自己的用人之及目下的庙堂权力框架欣然自：自魏武侯之后，魏国几曾有过如此同心协力之庙堂？中兴魏国，舍我其谁！

要解得魏假心绪，先得说说魏国目下的庙堂人。

战国官制，各国虽略有不同，然到战国末期，事实上已经是大同小异了。就其趋同之势的源而言，魏国可说是战国新官制的发端者。在文侯武侯及魏惠王前期，魏国在李悝变法国富庶之后，又确立了国君、丞相、上将军三权同领国政的庙堂权力制，简洁明确，决策及施行效率大增，魏国迅速由富而。魏文侯之世，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其时之黄金组合也。魏武侯之世，田文为相，吴起为将，又一次黄金组合也。魏惠王前期，公叔痤为相，庞涓为将，也算得颇实力的庙堂架构了。魏国开创的三权制之所以有实效，本在于丞相开府制。开府者，丞相建立独立官署（府）而统辖百官置政务，大类似于后世的总理内阁制。上将军虽然也是开府，但只限于置日常军务与战场统辖权，而成军权与调兵权则归君主，所以其开府不能与丞相开府相比。而君主的权力，则通过原发军权（成军权、调兵权、任将权）与用人权、赏罚权等等实现总控制。从总上说，虽然君权依然是最大权力，但开府相权与开府将权也有很大的独立，比后世的层层叠叠制约要简洁明快得多。这极实效的官制很是符合大战连绵的战国，所以迅速为天下所仿效。商鞅的秦国变法，便在秦国建立了以魏国官制为底本的新官制，轴心便是丞相开府。其余各国变法所建立的官制，也都大靠近魏国范式。因此，到战国末期，各国的丞相都是总领国事而居百官之首，成为最重要的庙堂首席大臣。

庙堂权力，除了国君，第一个位置自然是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