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义军兵剿灭“西城括田所”的税吏武装，规定但凡归附梁山的渔民可乘坐梁山的大船湖捕鱼、采藕、割蒲，梁山义军不仅提供保护，还以市价收购渔民的鱼和藕，不收取任何税，一方面引沿湖几十万渔民的支持，同时也可让更多士兵腾时间参与训练。

卢俊义细细分析了赵宋朝廷的实质，他越来越有信心在推翻赵宋朝廷的基础上再击败蛮族铁骑的侵，不过尘世如人如，有时候再多打算计划都是空的，就像卢俊义打明暗两条发展线的算盘打了很久，铺垫了好久，经不起吴用的卖，功亏一篑。所以卢俊义只给自己一个大方向，其他的顺势而为。

梁山泊原本是一个很小的湖泊，因黄河决使许多原来的小湖泊与之汇合，到北宋末年形成域八百里的大湖泊。它的存在曾使执政者颇费心思。王安石执政时总想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收，有小人建议说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放掉改成田，可以增加大量的官粮，王安石听了非常兴，又说好是好，只是那么多放到哪里去呢？当时刘贡父也在场，接话说在旁边再开一个八百里湖泊就可以容纳。王安石听了哈哈大笑，此议也就作罢。“西城括田所”成立后也打起了梁山泊的主意，梁山泊本是济州、东平府沿湖渔民赖以生存的命，但“西城括田所”将整个梁山泊收为“公有”规定凡湖捕鱼、采藕、割蒲“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犯禁者以盗贼论。沿湖各县除正税外，每年新增税钱十几万，遇到灾害还不得减免。沉重的租税得人们走投无路，许多渔民不得已就投奔了梁山泊。

卢俊义此时方才知自己原来封湖迁移渔民的政策有多么荒诞愚蠢，整的自己跟朝廷没有什么两样，卢俊义上改正了方法，还是派军队，但是是利诱和说服，并不威。

政和元年，宋廷为搜刮民脂民膏，设置了一个专向民掠夺土地的机关，叫“西城括田所”先后用宦官杨戬（此杨戬跟二郎神关系都没）、李彦主其事。名义上，是要由这个“西城括田所”把一些荒芜无主的土地和死绝逃亡的土地，没收了来作为公田;实际上，它却专去占一些沃土田，把原业主迫充佃，令其依对分方式向政府纳租课。例如，河南汝州鲁山县的土地适于稻，它就把这一县的土地全括为公田，致使成千累万的农民都因此破产，冻馁致死。后来，又把掠夺范围扩大到山东、河北、淮南、江浙等地。所有湖泊的退滩地，黄河决时淹没过的土地，因原来地界都已冲垮，就全被作为无主土地没收。到宣和三年(公元一一二一年)为止，经杨戬掠夺的民田就已达到三万四千三百多顷。

而贫富不均、兼并横行，小民不堪生计，倒成了有宋一朝的一恒态。从王小波到杨幺“均贫富”是反抗者必有的号。两宋的农民抗争，从无断过，而且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所有的民变，几乎都是因为封建负担过于苛重的问题。而两宋最后没有爆发全国的农民运动，也没有亡于民变，究其原因：一是重兵对内，一方面通过招募士兵变寇为兵来缓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对民间的严密控制和镇压。二是宋朝始终面临大的外患，也面对着大的民族矛盾。在这个背景下，民族矛盾和国家外来危机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范围内可能超过内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面。当辽人南侵或者金人蹂躏中原的时候，广大民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选择竭尽自己的最后血去支持一个尚能组织抵抗的政府。如果没有当时大的外患威胁一定时期内淡化了内矛盾，这样一个政府，激起全国的变，乃至发生汉末那样的脆崩溃也是完全可能的。最后一，自然就是这个政权终于糟糕到在竭尽民力的情况下还是无法尽到它保全自己和保护将希望寄托于它的百姓的义务，为外敌所灭亡，来不及等到内的矛盾将之彻底摧毁。

目前就有一个大势，可以顺势推舟。

“苟且辛苦过一世耳”而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来的文明，集中在中央，却在外敌一击之下，中央受制，全局瓦解，统统化为乌有。这就是宋朝，好一个“伟大”的宋朝！